谷子,籽粒带皮的称为“粟”,去了皮的叫“小米”。它是我国最古老也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,当数“五谷”之首。汉语中代指国家的“社稷”一词,其中的“社”是土地,而“稷”就是谷子,可见谷子在我国农耕文化中的地位。
　　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这里的窝窝头,特别是大饼子,如同泰山、沂蒙山一带的煎饼,很具有地方特色,是当地人最可口的“干粮”。龙山镇的大饼子,是以小米面为主,掺加少量豆面合成的二合面,或再加玉米面(或高粱面)配成的三合面做成(纯小米的硬,加了豆面才暄腾)。沂蒙山的人出门要带一大包袱煎饼,而龙山镇人出门怀里要揣上大饼子。
　　作为主粮的小米,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方人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。
　　例如,“生孩子,养满月”,小米黏粥加红糖是当地孕妇“养月子”的必备营养品,经验告诉人们:小米虽然极普通便宜,但没有再比“小米黏粥”更能迅速恢复孕妇体力的。
　　再如,每遇白事,主人招待吊唁的宾客以及帮忙的街坊、亲友,筵席上的主食一律是小米干饭。即便是富户人家,也不用白面馍馍,至多是在小米中加些豇豆、绿豆,把佐餐的汤菜质量尽量提高一些而已。其次,再简陋的丧事,棺材前,甚至是草席捲裹的尸体前,也要供一碗“倒头饭”,这是在圆鼓鼓的一碗小米干饭上插一双筷子做成的祭品。其他祭品则可有可无。因为小米是生前死后都必须吃的主食。
　　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它和“章丘铁匠”的关系。“打铁还须自身硬”,抡大锤的必须身强力壮,饭食自然马虎不得,可是打铁的都是下苦力的穷汉,哪能整天大鱼大肉!龙山小米就成了首选。章丘铁匠手艺的传承源远流长,也许自古以来,章丘铁匠的饭碗里,无一例外都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。
　　章丘铁匠大抵分两类,一是集镇上的铁匠铺,一是游走四乡的铁匠炉。前者一般技术力量雄厚,接一些大型的技术含量高的活,收入较高,生活也稳定,但数量少；更多的是后一种,这是一种流动性的家庭作坊,以打造、修理农具和小型的日用铁制品为主,一般由三至四人组成:为主的是年长的一家之主,是大师傅；其次是一个或两个打锤的,这打锤的不是师傅的儿子,就是他的徒弟；另外加一个拉风箱的,要兼做炊事员,一般是大师傅的妻子或幼小的子女。铁炉、铁砧、铁钳、大小铁锤……一应打铁家什,三四人的行李铺盖、锅碗瓢盆……一切生活用品,统统装在一辆木轱辘的独轮车上。打锤的壮汉在后面推,拉风箱的小孩在前面拽,大师傅则像牧羊人一样在后面跟着。不由让人想起居无定所、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。
　　老远听到吱呦——吱呦——吱……村里人就知道打铁的来了。车子进村选一个空场,生起炉灶,支起铁砧。这铁砧是用三股叉的老榆木墩子倒放在地上做支架,把洗脸盆大小的铁砧帽扣在上面而成,有半人来高,这是打铁的“工作台”。不一会儿,“呼嗒,呼嗒”的风箱声和“叮叮咣咣”的打锤声一起响起来,在村人拥拥挤挤的围观中,铁匠生意开张了。
　　快到饭点时,拉风箱的把小米淘净放进锅里蒸干饭。这锅是打铁的专用饭锅,样子很特别:像个倒放的放大了的武士头盔,锅沿两边有半圆的提手,比一般锅深得多,蒸一锅干饭,足够四五个人用餐。铁匠师傅住宿只能“随遇而安”:有时睡在好心人家的大门过道里,有时宿在村头的破屋古庙里,有时就蜷缩在场园的柴火垛里,要不干脆就在街口树下打地铺……
　　作为一门手艺,打铁在章丘的普及度非常高,有些铁匠密集的村镇,几乎是“村村铁匠铺,家家打铁人”。我的街坊有好多还是“铁匠世家”,有一次和李大叔闲聊,他说起了自己的家史。他说:我爷爷和我姥爷当年都是串乡打铁的,都有一个坏毛病——赌博。姥爷手艺比爷爷高,可赌博却总是输给我爷爷,越输越不服气,越不服气越输,最后几亩薄地也输光了,押无可押,头脑一昏,孤注一掷,把个大闺女押上了——这大闺女就是我妈。姥爷输得屁股精光,无奈之下,推起铁匠炉独轮车子一家人下了关东。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,几年后,姥爷在关外发了大财:我爷爷却还是个穷“打铁的”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姥爷疼闺女,有意拉扯女婿,便把我爹带去关东打铁,谁知不到半年,他就跑回来了,理由是吃不惯那里的饭:上顿下顿不是玉米糁子就是高粱碴子,咱打铁的哪有不吃小米的?家里再穷也不去了!